高等教育的水平不仅仅在于前沿科技成果有多少，更在于对社会的左右。当我们社会需求的人才，高校没有或者缺乏的时候，高校就需要及时的进行课程建设和改革，然后培养社会需要的人。

　　在我们快步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则是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春节后，”空巢老人”自杀事件依然让人心酸不已。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我们将与高等院校合作，设置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在这里，高等院校滞后于民政部了。更何况，一般政府对社会的反应一般都是比较迟钝的，而迟钝的政府部门都走到了高校课程建设的前面，这里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都需要教育部统一规划，招多少人，什么专业，开设么课程，这都是需要批准的。社会养老的问题，我相信高校并不缺乏明眼人关注到这个问题。但是却肯定没有办法去对这个从来没有过的专业进行课程建设。因为我们的课程建设依然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过程。有人发现某个方面需要设置新的专业，那么就需要努力的说服院领导，院领导再去游说校领导，然后校领导再指示院级领导做出来一个规划，然后校领导再去汇报给教育主管部门，然后再说服上级领导，然后才回过来进行课程建设，至于到招生，还真的不知道会等到猴年马月。

　　而我们高校有2000多所，我们教育部管课程建设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具体管理，但是管不过来是很显然的。就这样，直到民政部来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们才知道高等教育课程建设是多么多么的迟缓，连一向反应迟钝的政府部门都看不过去了，主动邀请高等院校合作。

　　当然，要解决高等院校课程建设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高校学术研究自主权的问题。至少课程设置的权力和招生的权力要下放。

　　其次，要解决高校教师的学术自由研究的疑虑。在当前“叶公好龙”式的科研体系下，高校教师对于自己是否能够拥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权利，是否能够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公正的评价还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就怕高校 教师依然被这种科研评价体系养成的科研习惯所左右，对于课程建设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就是高校行政权力需要彻底和学术研究分离，学术成果的评价由学术委员会来认定。形成评价——管理——研究分离。最后，一定要使得高校教师的研究是出于对学术的兴趣和爱好，不能具有太多的功利主义色彩。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职称评价体系这些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的评价体系需要及时废除。

　　如此高等教育才会真正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处于打补丁擦屁股的状况。